2016年2月
文／該尤
十八世紀中後期，正值大不列顛王國的工業革命進入鼎盛時期，北美殖民地、新英格蘭各州紛紛嚷嚷鬧獨立。1776年是近代歷史上一個重要年份：生於蘇格蘭快富、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和法理學教授亞當‧斯密，於該年發表了《國富論》，成為經濟學的開山鼻祖。《國富論》探討的是如何促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──增加GDP，達到「小康」的經濟環境。
過了約40年，祖先在葡萄牙、移民荷蘭、又來到英格蘭的一位年輕猶太人──在拿破侖戰爭中發了橫財的大衛‧李嘉圖，在一家古舊書店裡偶然看到《國富論》一書。仔細閱讀之後，發現與自己的經濟思想大相徑庭。於是，他決定把自己獨立的理論發表。《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》一書就這樣面世了。李嘉圖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經濟增長轉變到收入的分配──地主、商人和勞工之間的收入和矛盾，成為經濟學的焦點。
有趣的是，與李嘉圖同時代的一位教授和牧師馬爾薩斯，看到英國貧窮兩極分化、自然災害和疾病猖獗、生存與人口之間的巨大矛盾，發表了《人口原理》一書，一時轟動英倫三島。到了十九世紀後期，工程師出身的瓦爾拉斯創建了經濟和社會的「一般均衡理論」，第一次嘗試把亞當‧斯密著名的「看不見的手」理論精確表達出來。而這一嘗試直到1950年代才完成，成功進行證明的兩位經濟學家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。
出身銀行職員家庭的馬歇爾，則將數學應用到微觀經濟領域。他的《經濟學原理》自十九世紀面世以來風行了70多年。他的弟子阿瑟‧皮古則寫下《福利經濟學》這一巨著，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轉移到社會和人的福利上。2015年，出生於蘇格蘭的普林斯頓經濟學家Angus Deaton，因為研究「幸福」，有開創性貢獻而榮獲諾貝爾獎。由十八世紀到現今二十一世紀，各國的經濟學家不斷研究、探討，希望從經濟著手，找出令社會和人民的生活更美好的關連和方法。不過由近年開始，世界各國除了傳統的GDP水平和收入分配之外，紛紛採用其它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人民的「幸福」，這些指標包括環境的質量和心靈的滿足等等。其實「幸福」這個題目不是經濟學的專利。經濟學家花了兩百多年悟出的道理，早在聖經裡就有了。聖經認為哪些人是有福的呢？《詩篇》這樣說：
「不從惡人的計謀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褻慢人的座位，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！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，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。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。」（第一篇）
耶穌在「登山寶訓」裡說：
「虛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哀慟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安慰。溫柔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飽足。憐恤人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『人若因我辱罵你們，逼迫你們，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！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。在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。』」（《馬太福音》五章3-12節）。
經濟學的「幸福」與聖經裡面的「有福」等同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經濟發展和財富，不一定會給人幸福。君不見新聞報導、甚至電影橋段裡，許多仇殺、糾紛，往往都是由金錢而起的。
聖經還說，貧窮的人聽到福音比百萬富翁更幸福。在過去30年，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物質的極大豐富，但隨之而來的環境惡化是有目共睹的。媒體經常報道的「霧霾」就是典型的例子。「財富」與「幸福」的關係值得更深入的考察。